艺术品是怎么引发生理反应的？
利维坦按：克林姆特的画作我大脑始终无感，倒是对莫迪里阿尼众多女子肖像作品里的一幅情有独钟，甚至看到时会感受到画中女人的情欲气息：
虽然每个人对于艺术品所引发的感受不尽相同，但大脑获取快感的神经机制却是相同的。在本文作者看来，神经学方面的解析，并不会削弱艺术作品本身的神秘感，它只是给出了一种对于审美反应的新解释而已。这也算对于“自我认知的一次重新洗牌”吧。
文/Kevin Berger
译/杨睿
校/石炜
原文/nautil.us/issue/69/patterns/gustav-klimt-in-the-brain-lab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杨睿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纽约新艺廊坐落于中央公园对面一栋学院派风格的大厦内，收藏了很多19世纪末奥地利和德国的艺术作品，我和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就约在这里见面。坎德尔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见面的这天，他穿着白色细条纹的深蓝西装，打着红色的领结。我也好好打扮了一下，但没他那么优雅。
2000年，坎德尔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之后，他为了揭开有关记忆的电化学机制之谜，一直在思考和艺术有关的问题。2012年和2016年，他分别出版了《洞见的时代》（The Age of Insight）和《艺术与脑科学中的还原论》（Reductionism in Art and Brain Science），这两本书被称作“大脑与艺术”系列。《洞见的时代》详细介绍了医学领域中以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为核心的神经科学的兴起，这本书聚焦于古斯塔夫·克林姆特（Gustav Klimt）及其弟子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和埃贡·席勒（Egon Schiele）的作品，他们的画作反映了那一时代原始欲望被压抑之下这些艺术家的大胆想法。
两种文化：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坎德尔表示，“在我看来，艺术和科学并不遥远，这两者其实一直都在确保自己的正确性。”图源：Chris Willcox
我之所以约坎德尔在新艺廊见面，是因为这里是克林姆特、柯克西卡和席勒原创作品在美国的主要收藏地。2014年我们见面那段时间，我一直在阅读有关神经美学、神经科学新学派的文章，了解《洞见的时代》的基础——用大脑运算来解释在艺术里，是什么感动了观众，以及为何被感动。我很想听坎德尔谈谈神经科学是如何丰富艺术的，就像他在书中写的那样。不过除此之外，我也有不少疑问，期待他的解答。
我们迈步走上大理石的螺旋楼梯，走到二楼用深色木板和白色大理石装修的大厅。墙上挂着克林姆特的《金衣女人》（Woman in Gold），这是他为特立独行的维也纳社交名媛阿黛尔·布洛赫-鲍尔绘制的画像，这幅画的官方名称是《阿黛尔·布洛赫-鲍尔画像一号》（Adele Bloch-Bauer I）。画中的女子就像一个电影明星，是整个空间中奇怪又美丽的焦点。我们坐在长凳上，凝视着这幅画。
大脑与克林姆特的画：坎德尔说，克林姆特的画会让我们的大脑一片接着一片、一个象征接着一个象征地，诱使我们去感受整幅画的美丽。克林姆特（1862-1918），阿黛尔·布洛赫-鲍尔画像，1907年。布面金银油画。图源：纽约新艺廊
画中的阿黛尔穿着奢华的金色礼服，四周装饰着金丝、银丝组成的椭圆图案——眼睛、卵子、鱼——形成了一幅圆形、螺旋形和正方形混杂的金色背景。
坎德尔：“这件礼服可不寻常，衣服上装饰着各种各样的象征符号。你知道它们的含义吗？”
我回答说：“我觉得这些象征与性有关。”
坎德尔问我：“你从哪儿知道的？”
我坦言：“从你的书里看到的。”
坎德尔笑了笑，“的确和性有关。克林姆特沉迷于科学，他爱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精子和卵子，为此着迷，还把它们整合到了自己的画里。”
但在这幅画中，和孕育生命有关的符号还只能算是前奏。坎德尔告诉我，“我们被这幅画吸引，是因为这些符号、金色背景，但真正吸引我们走进这幅画的，是阿黛尔的脸。”
图源：Wikiwand
画上，我们能看到阿黛尔卡巴莱歌舞表演式的白色脸庞、粉色的两颊、椭圆形的大眼睛，能看到她双手作祈求状，徘徊在金色的挂毯上。
“我们的视觉感官主要关注面部，”坎德尔说，“达尔文指出，脸是我们遇到的最重要的视觉形象。我们靠脸认出其他人，靠脸来认识自己。”
他说话的时候俨然就是一位19世纪热衷于答疑解惑的知识分子，是神经科学时代的弗洛伊德，但他散发的魅力多过于卖弄学问。
他继续讲到，颞下皮层是大脑的感知装配室，有六个专门用于感知面部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担负着不同的任务。有些子系统负责处理脸部的几何形状，其他子系统确定脸的方向，尤其会注意脸有没有偏，是不是对称的。整个大脑相互联系，面部神经元中的活动会让负责情绪的神经元保持警醒状态。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阿黛尔的脸会让我们感到好奇：“她脸上是什么表情？她正坐在那金色的宝座上，直接和我们对话。她在说些什么？她向我们展示的东西和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都是模糊不清的。”而这种模糊不清，正是我们大脑必须解决的问题。
坎德尔说，从神经化学层面来看，阿黛尔的脸可能拥有如爱情一般的强大力量。我们甚至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这幅名画来到纽约的过程和原因。时年74岁的化妆品大王罗纳德·劳德（Ronald Lauder）是新艺廊的联合创始人，他十几岁时就爱上了这幅《金衣女人》，2006年他以1.35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它。在当时，这个价格已经是一幅画作的最高售价了。劳德曾说，当你看着阿黛尔的脸时，“你会看到一个感性的女人也在注视着你，感受着你，对你作出回应，你能感受到她的情感、她的性欲。”
坎德尔指出，在劳德凝视阿黛尔时，他的腹侧被盖区变得活跃，开始分泌神经递质多巴胺，这是一种能刺激产生快感的关键化学物质。“激活多巴胺系统的奖励因素包括食物、性、癖好、热恋以及对艺术的爱。如果你给某个人看他们爱的人的照片，就能让多巴胺系统活跃。如果你在恋爱关系中遭到了拒绝，这个系统会更受刺激。正是因此，劳德爱上了这幅画，每年都会去看它，却无法得到它。爱而不得让他疯狂，让他的多巴胺系统异常活跃，活跃到他甚至愿意为这幅画花1.4亿美元！”
坎德尔面带笑容地说，他并不清楚这位大亨在注视着阿黛尔时脑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从来没有扫描过劳德的大脑。但如果劳德会被《金衣女人》诱惑，那我们也会。“既然这幅画可能对劳德产生了这种影响，而我们和劳德有相同的解剖结构，那也就是说，艺术作品中必然有一些特殊的东西可以在生理上触发吸引力和爱，”坎德尔解释道，“所以我们才会说，‘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幅画啊！’”
克林姆特在他的艺术工作室门前，1912年。图源：Moritz Nähr/ Neue Galerie
但我告诉坎德尔，这幅画并没有引发我的这种爱。他竟然也有同感。他更喜欢克林姆特的《朱迪斯》（Judith I），这幅画描绘了圣经中的一位犹太女主人公，画中的她几乎浑身赤裸，手上拿着霍洛芬的头，霍洛芬是巴比伦-亚述军队的领袖，战败后被斩首。“画家们通常会把这个场景描绘成朱迪斯一种痛苦的行为，她是出于利他主义才这么做的。但在克林姆特的画中，他把这描绘成了纯粹享乐的、与性有关的行为。”坎德尔说，事实上，《朱迪斯》引发了“一种迷人的情感漩涡”，让他开始探索“对于艺术的看法，对艺术的共鸣以及对它的情感反应，在生物学领域我们知道些什么”。
《朱迪斯》（Judith I），1901年。图源：Pinterest
我们起身，沿着深色的木墙走到幽暗的角落里休息，角落里挂着柯克西卡的一幅画。他和克林姆特一样，痴迷于人体的医学效果图。在奥地利建筑师阿道夫·洛斯的肖像画中，柯克西卡用深绿色、棕色的笔触，让观众置身于忧郁之中。
“这幅肖像画谈不上好看，画中的主人公看起来不太英俊。他的双眼不对称，手的位置也非常尴尬。”坎德尔解释说，这些扭曲的特征体现了一个“新的内心事实——模特与备受自我探索折磨的艺术家之间的精神冲突”。
内心：坎德尔说，柯克西卡描绘的不只是人，更是情感状态。“他画人时总想要深入模特的内心世界。”柯克西卡（1886-1980），《阿道夫·洛斯》，1909年，布面油画。图源：德国柏林夏洛腾堡宫
坎德尔说，20世纪之交的艺术热衷于捕捉人的内心世界，这同时也反映了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的发现。当时的神经学家正在研究大脑，知道它就像是一个有很多层楼的工厂，每个楼层都有自己的功能。一层处理语言，一层负责肢体动作，另一层负责情绪。虽然进化使每个神经系统用同样的电化学原理来执行相同的功能，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让个体产生了思想和反应。毕竟，多样的环境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
坎德尔以视觉系统为例，他说每个人视觉系统工作的方式都是一样的：眼睛的晶状体将二维的图像投射到眼睛背面的一片细胞，即视网膜上；视网膜细胞将图像信息（基本上是线条和轮廓）传输到神经回路中，沿着视神经传递到丘脑；丘脑将电路传递到初级视觉皮层，初级视觉皮层就像邮局一样，把电路分配到不同的目的地，包括杏仁核（情绪中心）、海马体（记忆形成的关键）和调节来自大脑各处电路的大脑皮层。这种“自下而上的过程”具有普遍性，但对于我们欣赏艺术时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它只能解释一半。
之后，我们又在柯克西卡的另一幅画前停了下来，这是《玛莎·赫希》（Martha Hirsch），又名《做梦的女人》（Dreaming Woman）。柯克西卡用暗黄色的笔触勾勒出了一个面色苍白、性格内向的女子，她正在某处闲逛。她所在之处是维也纳的一家咖啡馆还是一家精神病院？两者都有可能。
坎德尔说，这就是大脑的另一半功能所在，“自上而下的过程”显而易见。我们用会和自身产生共鸣的故事填补了这幅画。
“回到自下而上的过程，”每走一步，神经回路都在重新布线、构建视觉图像。坎德尔还强调说，视觉系统并不意味着大脑像摄像机一样，会将图像冻结在我们的脑海中。这是一个集体行为，有许多大脑区域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只靠自下而上的过程无法解决视觉传递到脑中信息的混乱无序。因此，前额叶皮质的“执行功能”指导自上而下的过程合成神经回路，重建秩序。也就是说，在大脑的装配线上，记忆是视觉清晰度的指引。
你是谁？：我们的大脑填补了画中的故事。坎德尔喜欢引用已故的神经心理学家理查德·格雷戈里的话：“大脑通过补充应有的内容，创造了我们所看到的内容的大部分。”柯克西卡（1886-1980），《玛莎·赫希》（又名《做梦的女人》），1909年。布面油画
坎德尔盯着柯克西卡的《做梦的女人》说，“自上而下的过程解释了为什么你我看到这幅画会有不同的反应——因为我们正在重构整幅画，我们有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人打交道，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的大脑也会略有不同。”
他在《洞见的时代》中写道：“大脑结构这种独特的修饰作用以及我们独特的基因结构，构成了个性表达的生物学基础。同样，它也解释了我们对艺术的反应方式的差异。”
坎德尔和我继续沿着画廊的深色橡木地板前进。我问到他的过去：他自己的生活是否影响了他对艺术的鉴赏？他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答案。他走进神经科学，继而走进神经美学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想要理解自己的过去。
坎德尔1929年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他九岁那年，纳粹德国在希特勒的指挥下吞并了奥地利。纳粹士兵不仅杀害、放逐了犹太公民，还洗劫了很多犹太人的家。他们入侵了坎德尔的公寓，偷走了所有有价值的东西：珠宝、银器和他最喜欢的玩具——电池驱动的小汽车。他的父亲是一家玩具店的老板，被纳粹监禁了好几个月，最后证明自己曾在一战期间为德国而战才被纳粹释放。之后，坎德尔的父母把坎德尔和他的兄弟送到了纽约，和祖父母住在一起。六个月后的1939年，坎德尔的父母也来到了纽约。
坎德尔在自传《寻找记忆》（In Search of Memory）中写道：
“虽然我们一家人只在纳粹统治下生活了一年，但我在维也纳遇到的那些困惑、贫穷、羞辱和恐惧让这一年成了我生命中的决定性时期。”
那一年纳粹不仅袭击了坎德尔的家，还从阿黛尔的丈夫费迪南德的维也纳豪宅中偷走了《金衣女人》。费迪南德是当时的制糖业巨头，曾逃往瑞士。而阿黛尔于1925年因脑膜炎去世，享年43岁。记者安妮-玛丽·奥康纳（Anne-Marie O’Connor）在2012年出版的《金衣女郎》（The Lady in Gold）一书中，提到了阿黛尔的家人和好友，这些人都曾被监禁、强奸，或是被送去过死亡集中营。
奥康纳透露，在希特勒执政期间，纳粹军官将《金衣女人》歪曲成了纳粹的宣传工具。维也纳的纳粹州长于1943年在市中心的某艺术展上展出这幅肖像画时，略去了阿黛尔的犹太出身，将这幅画改名为《以金色为背景的女士肖像》（Portrait of a Lady with Gold Background）。奥康纳还写道：“阿黛尔不仅象征着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也象征着世界上最大的一次盗窃：一个女人，甚至整个民族都被剥夺了自己的身份、尊严和生活，一切都被（纳粹）偷走了。”
阿黛尔·布洛赫-鲍尔本人，约1915年。图源：IMAGNO/奥地利档案馆
随后，我们驻足在柯克西卡为奥地利商人埃米尔·洛文巴赫（Emil Lowenbach）画的肖像前，画上是一位大眼睛的悲伤贵族。坎德尔说：“我对20世纪初维也纳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我想知道人们如何能在一天之内听到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演奏，又是在同样的时代洗劫了我家，折磨、杀害了犹太人。对我来说，被赶出维也纳的经历就像是一场创伤后应激障碍。如果你想要抓住什么东西，一种办法就是要精通这样东西。”
柯克西卡为奥地利商人埃米尔·洛文巴赫画的肖像，1914年。图源：pinterest
为此，坎德尔在哈佛大学主修了欧洲现代史和文学，想要弄懂这种自相矛盾的民族激情。他当时的女朋友安娜·克里斯（Anna Kris）是来自维也纳的移民。安娜的父亲厄恩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是和弗洛伊德同一领域的精神分析师，他说服坎德尔改变了研究方向。坎德尔回忆说：“他告诉我，如果你认为思想史会以这种方式引导你，那你就完全错了。只有研究大脑，你才能实现你的目标。所以我放弃一切，去医学院做了一名分析师。除了接受精神病学培训之外，我还修读了神经生物学。”
坎德尔说，克里斯有关艺术的著作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克里斯认为一幅画的完成，需要有人画它且有人回应它。他指出，‘旁观者’看画的过程是一种创造性的体验。这种说法总结概括了艺术家正在做的事情。显然，最初创造一件艺术作品的创造性体验要远远超过回应这件作品。但是，欣赏一件艺术品也是一种创造性的体验，这种体验本身就令人心情愉悦。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过程。我们大脑中自上而下的过程是不同的。”
我和坎德尔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以个体基因、经历和记忆为基础的大脑结构如何塑造我们对艺术的看法呢？我知道，美存在于旁观者的大脑中。但我并不清楚神经科学如何增强我们对艺术本身的鉴赏力。如果艺术是一种外在的刺激，无法区分于任何其他刺激，那它的特殊之处何在？事实上，将我们的艺术体验简化为大脑的某种化学机制，这难道不是艺术贬值论的一种新流派吗？
坎德尔笑了，“这是许多人文主义者会关注的问题。他们认为会出现一些异教科学家，提出一些深入研究艺术的视觉、生物学见解，替代美学反应。但我觉得并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研究艺术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剔除艺术的神秘色彩，而是为了研究你认为它美妙、神秘的原因，给出新的解释。如果我们对性行为有足够的了解，确切知道大脑中的哪个区域和性高潮有关，这种了解难道会降低我们性生活的乐趣吗？当然不会。它只会让你知道得更多，给你提供其他的方法，让你达到同样的目的。艺术科学也是一样，它并不会改变相关的基本体验，反而会有助于我们增进对艺术的了解。”
坎德尔说，只有艺术能让我们与世界、与其他人的生活相连通。萨米尔·泽基（Semir Zeki）是英国的神经生物学家、视觉专家、神经美学的先驱，他曾写过，大脑的主要功能是获取与世界有关的知识；而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它涉及大脑的整个神经系统。坎德尔解释说：“艺术引发情感，情感引发观众的认知生理反应，也就是说，艺术能产生全身反应。”
艺术家：坎德尔评价说，“席勒是绘画界的卡夫卡，他认为通过自己的裸体能最有效地交流情绪。”席勒（1890-1918），《手臂交叉在头上的自画像》，1910年。水彩、木炭纸画。私人收藏
又走几步，我们停在了另一个奥地利画家埃贡·席勒的画前。眼前挂着的是这位阴郁画家的自画像，他28岁时死于西班牙流感。画中的席勒赤身而立，右臂弯曲，抱在脑后。这幅画运用木炭线条和棕色调的水彩元素，勾勒出了画家面容憔悴、棱角分明、瘦骨嶙峋、一脸冷漠的形象。
“在我看来，这是一幅非常有趣的画，”坎德尔说，“主人公看起来像是站在崩溃的边缘。这反映了现代人身上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对主人公来说，奥地利马上就要开战了，这是多么可怕多么沉重的负担啊。但在画中，你看不到任何直接表现战争的地方。这种战争的焦虑藏在主人公的身体里，藏在他的脸上。”
坎德尔说，席勒的这幅画就像是一个激励我们的故事，当时同样激励着我们的祖先，让我们设想另一种生活方式。“艺术让我们看到了从未见过、从未经历过的世界的各个方面，让我们感受到了从未感受过的情感，看到了从未看到过的美丽，也让我们爱上了绝不会爱上我们的女人。它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幻想中的生活，让我们都生活在幻想之中。”
最后，我们又走回到《金衣女人》那里，坐了下来，用更新之后的视角讨论这幅画。坎德尔说：“我看这幅画已经数十次了，但每次再看，我都会有新的发现，会更留意到某个角落的装饰，或是注意到之前被我忽略或遗忘的某个元素。”他还告诉我，人一次只能专注于一件事，这是有关感知的生物学真理。“因此，你在看画的时候，也填补了这幅画。这个过程很棒，表明了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如何运作的。”
坎德尔说，我们在脑海中重新创造《金衣女人》时，还有另一个元素也在起作用。在寻求视觉和情感清晰度的过程中，大脑也掺杂了我们对世界和艺术的了解。坎德尔一辈子都在研究记忆，他撰写了大量与神经化学和学习行为有关的文章，研究学习行为如何“显著增加神经细胞之间的突触数量”，这可能会扩大我们思考和感受的能力。“我们对绘画的体验并不仅仅取决于我们面前看到的形象，还取决于这一形象的历史和我们所知的有关一切。”
现在轮到我来分享一下《金衣女人》最让我感动的地方了，这种感动其实源于我对画本身和对克林姆特本人的了解。阿黛尔不像妹妹特蕾莎那样逃离了上流社会，沦落到了维也纳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风月场。当时的克林姆特才华横溢，但他却是怀着一种对时代的无奈顺从在创作。克林姆特体态魁梧、走路大摇大摆，他活着，是为了颠覆奥地利的统治阶级。他的作品改变了神话中的希腊女神形象，抨击了传统的道德观，展露出了狂热的欲望。
1894年，他受奥地利文化部的委托，在维也纳大学创作了三幅天花板画，主题是“光明胜过黑暗”。克林姆特呈现出的绘画、哲学、医学和法理学，是裸体幻影、巨型章鱼、骷髅和女祭司漂浮在宇宙的穹苍中。奥地利当局原本期望这些壁画能将人类理性之光传播到混沌黑暗的自然之中。但当他们发现情况恰好相反时，他们拒绝展出这些画。
克林姆特很反感这种做法。他向主持维也纳前卫文艺沙龙的作家朋友波塔·扎克康德（Berta Zuckerkandl）抱怨说自己“受够了审查”。克林姆特还说自己“想要脱身”。他的这些言论被世纪末维也纳的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注意到了。休斯克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欧洲文化研究室担任主任，于2015年去世。他曾写过，克林姆特在他的艺术作品中充分展现了自己忧郁的深度。休斯克写道，克林姆特经历了“对自我的重新洗牌”。在他之前的公开作品中，克林姆特反对压抑情感的做法。“现在，他将边界缩小到私人领域，成了为维也纳上流社会服务的画家和装饰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位政治艺术家因为自己在公众领域的失败，退回到个人的乌托邦，这样的经历在我心中产生了深刻的情感共鸣。对我来说，反叛者寻找赤裸真相的勇气和动力一直都是艺术和科学领域的一种情感冲动。反叛者不变的失败结局让我十分感伤。我没有像坎德尔一样在二战的恐怖阴影中成长，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州郊区战后婴儿潮结束时，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当时就是在扼杀自己的权利。我永远不会把我的成长经历与坎德尔的经历相提并论。但我和他分享了克林姆特作品中蕴含的超凡力量，哪怕我们都已经在自己的脑海里看到了这种力量。
我在和坎德尔碰面之前，更赞成科学和艺术领域一些评论家的说法，比如说一位评论家在提到《洞见的时代》时，认为神经美学描绘的艺术体验只不过是“大脑电路的程序化响应”，忽视了影响我们欣赏、理解艺术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但我和坎德尔在画廊共度的这个下午，却向我展示了截然相反的情况。
《金衣女人》和历史上的任何一幅画一样，它象征着艺术是如何受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社会和文化因素永远塑造着我们的大脑、情感和观点。在欣赏《金衣女人》时，知识的力量如此强大。2015年发行的电影《金衣女人》讲述了将这幅画归还给阿黛尔住在洛杉矶的侄女，玛丽亚·阿尔特曼（Maria Altmann）的故事，以这种方式将这幅名画介绍给了新的主流观众。对情感故事的了解让2015年的展览“克林姆特和阿黛尔：金衣女人”成了新艺廊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
我之前觉得神经科学是在麻醉艺术，就像在实验室桌子上麻醉标本一样。但和坎德尔一起看画，让我的想法有了进步。坎德尔告诉我，艺术的重要性在于艺术本身的力量，它能够反映出我们是谁、我们关心什么。艺术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不断进化、学会学习、与他人联系、发生改变的过程。
最后，我们起身打算离开，坎德尔提议说，“你还可以在阿黛尔面前来回走动。你会发现她的眼睛在跟着你动。这就是这幅画神奇的地方。”他指的是我们的视觉系统会将克林姆特的二维图像转换成大脑中的三维肖像。但我觉得他说的远不仅如此。阿黛尔是身处克林姆特的私人画室中，从那里凝视我们，用双眼唤起我们无尽的悲伤。这种体验看似很普遍，其实是非常个性化的。感谢坎德尔，是这位科学家告诉我：艺术是我们走进世界的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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